“亚鲁王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安顺学院召开。会议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旨在为亚鲁王文化的传承与深入研究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亚鲁王》是一部至今仍在苗族西部方言区葬礼上诵唱的“活态的英雄史诗”。2009年苗族学者杨正江在他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发掘出苗族史诗《亚鲁王》后，《亚鲁王》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同年10月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其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会议由安顺学院主办，安顺学院人文学院、安顺学院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贵州省高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紫云自治县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安顺市政府相关部门、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文化界、新闻媒体界、企业界以及各级苗学会的代表共计120余人参会。

研讨会现场

“麻山苗族原生态的元宇宙标本”

会议围绕亚鲁王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亚鲁王田野调查和理论展望研究、亚鲁王文化与中华文明考古发现研究、亚鲁王文化与中华文明之关系研究、亚鲁王文化与世界文明之关系研究、亚鲁王文化与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研究、亚鲁王与苗族整体性研究等选题进行研讨。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叶舒宪，广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分会荣誉理事长徐新建，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庭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口述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余未人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叶舒宪认为，2011年出版并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布的汉译本苗族仪式唱词《亚鲁王》，其民间仪式讲唱原生态语境的公布，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唤醒”和再激活的里程碑意义。叶教授基于中国版元宇宙学术话语的溯源，将《亚鲁王》视为麻山苗族原生态的元宇宙标本，同时通过对《亚鲁王》等苗、彝、汉三民族的五部指路经的比较和互鉴，揭示其共享的葬礼文化背景和仪式编码转换功能——即为亡者指引神话虚拟的升天途径，从而将作为人生旅途终点的死亡事件，转换为未来新征程的起点。

叶舒宪发言

杨庭硕则强调《亚鲁王》叙事对贵州史研究的启迪价值。从亚鲁王及其同类的神话开始，历史研究者要着重讲述不同民族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在怎么样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交流、交往、交流，最后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他认为如果不用《亚鲁王》《西南夷列传》这样的典籍和文献加以补救，我们实际上是没办法消化贵州史。《亚鲁王》的翻译是一个奠基性工作，接下去的工作要动员引导更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读《亚鲁王》，研究《亚鲁王》，要找到《亚鲁王》和国家和世界可以接轨的结合点。

吴晓东对比《亚鲁王》与《簪汪传》两部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史诗，认为其核心故事很相似。但《亚鲁王》是在丧葬仪式上演述的，而《簪汪传》是在祭鼓仪式上演述的。这两种仪式决定了在各个环节上的演唱内容有很大差异。史诗一开始都是仪式史诗，最终发展为从仪式中抽离出来的、可用来娱乐演唱的经典史诗。

“从未来回望古歌亚鲁王的跨时空意义”，是徐新建教授的发言主题。他认为当逆向来看文学史，反过来建构文学史，那就是古歌可能在前，未来的东西可能在后，破除进化论的单向历史视野。打破文学史的单线进化的这种理论，反望古歌，它的价值会重新彰显。徐教授认为，《亚鲁王》叙述族群与生命本源，追溯事物存在的最初原点，以世代延绵的循环结构，展示生死恒在的共时历史。亡灵要回家看，重新从一个幼稚的亡灵要被规定为一个有礼貌的有品格的亡灵才能够为祖先接受，所以指路经是唱给亡灵听的，属音乐教育史诗。这样的一种文学现象是不能够用现有的观念来解读的。如今，以大数据、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相交织的数智科技，正将人类带入离身、离世与离己的异常处境。因此，站在“本届人类”的故事尽头，在绵延古今已融为类别共在之际，回望古歌，缅怀祖地，无疑将重新获知《亚鲁王》的跨时空意义。

苗族史诗古歌，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

史诗《亚鲁王》的收集、翻译、整理出版者杨正江，现任安顺学院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从“诗意栖居”的角度，讲述了《亚鲁王》所演述的“家”。他认为结合大量的西部方言各支系的古歌分析，基本归纳出亚鲁王是六个时期的人物综合——从第一时期里的创世纪的神明，到神明的后代，再到第三时期创立礼制，“这个时期的亚鲁王发明了宇宙共同体这个大家庭的家风、家训和家规，人与万物和睦共处和谐共生。”之后亚鲁王带领族人发展立国、意外获得龙心宝物，避战不战，最后迁徙过江往南进入大盆地，这时期的亚鲁王坚信天与地都是祖先的，天下一家，是血亲关系；再到后来，亚鲁王成为族群进入南方之后分开迁徙的各支系的杰出首领，在恶劣的环境中给予大家救苦救难，给予大家生存的希望，是人们赋予的精神领袖；到了第六时期，亚鲁王是与封建王朝争斗中的突出人物，这时期的亚鲁王分布很广泛，异文本最多，亚鲁王已经由一位宇宙领袖渐渐地演变成了乡绅地主或者普普通通的一家之长。

杨正江发言

余未人则认为苗族史诗《亚鲁王》《簪汪传》与《米花古歌》，是共情共美的中华民族古老唱诵。“《亚鲁王》非单一的一部民族文学作品，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往前探行，它与中华民族历代社会生活环环相扣，是重大历史进程的文学记录之一。我个人认识的深入，是伴随着这些史诗、古歌的具体作品而渐渐悟出的。”余未人说。

几部史诗、古歌无一不在反复探寻唱诵关于祖源的问题。它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思索洪荒远古，唱诵宇宙天地。在这些篇幅宏大的苗族史诗、古歌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统一而多元的文化。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人类起源、开天辟地制人烟的唱诵，这与中华民族上古创世之神伏羲、女娲的传说，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史诗古歌中的大规模迁徙，包括故事发生的场坝、花坝等集市文化，都成就了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余未人还联系获得2022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的贵安大松山墓群，讲述了民族性格的传承共性。她认为苗族史诗、古歌中的英雄亚鲁王、杨鲁、簪汪等都有着英勇善战而不好战的民族特点，这种民族特性，可以在亚鲁、簪汪、米花古歌的周边环境的考古发现中得到某种印证。“贵州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的周边，就是《米花古歌》的传承地，也是杨鲁的传说地。墓群的2192座古墓中，出土4000多件文物。1400余年间，其文物的种类‘无所不包’。然而，没有发现一件兵器，这真了不起！这有力地证明了苗族明大义、爱和平的民族性格。这也是《亚鲁王》《簪汪传》和《米花古歌》所共同表达的中华民族追求终极和平观念的体现。”

从史诗、古歌生成，从古至今的中华大地上，民族民间文化一直在自由交流、传播，这在史诗古歌的唱诵中都有充分表达。余未人在发言中说：“最近重温苗族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米花古歌》，是将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联系的学术探讨过程。这是一次个人的美好感受，这是《亚鲁王》研究的学术升华。《亚鲁王》不仅是一些歌者，一个族群，一爿山水的声音，它是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支伟力。也是民族史诗古歌永恒不朽之能量。”

十年学术路，既有积累又有升级

2009年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被发掘，2011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余未人任执行主编的汉苗对照版《亚鲁王》一书问世，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新书发布，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十余年来，关于《亚鲁王》的各种研究成果通过学术研究、田野调查和图书出版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亚鲁王》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推动了亚鲁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内容多在中国文学、文化、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其他学科领域少有或不曾涉及。推动《亚鲁王》研究的新发展，正是本次学术会议的初衷。

在本次研讨会的四个平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意义”“亚鲁王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亚鲁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讨，为亚鲁王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田野案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了智慧力量。

在学界对《亚鲁王》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次会议针对亚鲁王未来研究趋势，以“元宇宙”的概念，将亚鲁王上升到宇宙观层面进行了解读。此外，学者们还从研究方法、传承渠道、文化特征、产品创意、内容形式、研究前沿，古籍利用故事形态等等，对亚鲁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充分探讨。

徐新建发言

徐新建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内在的三元结构在本次会议里聚焦，即元史诗、元话语、元宇宙。同时会议还实现了《亚鲁王》学术研究在时间上的接续：“我们很多学者不谋而合讲到2012年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发布《亚鲁王》研究成果，2013年紧接着在贵阳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亚鲁王》研讨会，10年之后我们再聚在本次会议上。这个时间接续既有积累，其实又有升级。当我们再出现舞台上的时候，《亚鲁王》研究是一个新面貌。”

在苗族久远的历史中，传唱千年的史诗、古歌不仅仅有《亚鲁王》。《簪汪传》是生活在贵州清镇的崇山峻岭中，人口仅两万的苗族支系——四印苗的一部长达八千行的史诗，只在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上完整唱诵。在余未人等文化学者的努力下，该书即将出版。冯骥才先生在他给《簪汪传》写的序中说：“抢救和保护口头文学遗产，首先是抢救性的记录，即将遗产的口头形态转化为有形的文本。只有转化为文字，才能留住，这个工作的本身就是保护，而且是最重要的保护......近年来《亚鲁王》和《簪汪传》做的也是这样的事。”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编辑/陈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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