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诗性表达，其内容丰富多样，既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谜语、谚语，也包括各类仪式文本、民间曲艺、民间工艺等。民间文艺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它常常被贴上乡土社会的标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民间文艺就引起了关注。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乡村改造、乡村旅游及艺术乡建中都未曾缺席，但又似乎未曾“在场”。在学界大量的讨论中，似乎更关注文学家、文学作品、艺术家、艺术作品在乡村留下的印记，而民间文艺则仿佛游离于其外，仅作为点缀而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又重新引起学人、艺术家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众多研究中，大多没有将其置于乡村建设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未对民间文艺在乡村发展中的自我调适及内在张力予以全面观照。大家都觉得民间文艺介入乡村振兴有着天然优势，但并未引起乡村建设领域实践与理论层面的关注。
在历史回望中看民间文艺助力乡村建设
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乡村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关注的场域，民间文艺与乡村的紧密关联越发受到重视。20世纪20年代开始，梁漱溟等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他在《乡村建设意义》中提出，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而这个新文化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这一时期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先导，推动乡村教育实践。在大多知识人的反馈中，都提到民众热衷于看戏，参与迎神打醮，而农村建设就是要对民间文艺进行改良和利用。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民间艺人在村落的影响，李景汉的《定县秧歌选》就访谈了秧歌戏艺人刘洛便。当然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更多局限于知识人，无论是乡村教育实验还是戏剧实验，对民众的吸引力都是短暂的。
在百年乡村建设史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实践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一带针对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问题，建立了由政治精英、知识分子、民众构成的互动网络，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合作，出现了新秧歌、新说书、新年画等，这些利用民间文艺的创作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兄妹开荒》《刘巧团圆》等在文艺史上影响较大，对当时的民众生活、女性意识觉醒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的推广都起到了宣传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强调农村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而农村建设的首先任务就是要建设好乡村文艺。乡村文艺的主体是民间文艺，如何处理好民间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关系成为关键。对于民间文艺，国家组织采录、整理、出版等形式予以保存，积极推广“文艺下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让村落的文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创编新民歌、讲述新故事、创作农民画等新型民间文艺在乡村之外的城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它们与国家话语“共名”。
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民间文艺成为重要“舞台”。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小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的兴起，民间文艺开始实现角色转换，从“搭台”开始走向“唱戏”，民间文艺的发展成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核心问题。
民间文艺在乡村发展中的自我调适
民间文艺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非一成不变，也并未随着书写的普及、网络的迅速发展逐渐消失，相反，口传与书写并行不悖；同时，民间文艺凭借网络媒介迅速传播。在融媒体语境中，民间文艺的传播超越了传统的地域、群体的限制。比如2022年广西藤县太平镇七夕节日期间的牛歌戏等，在抖音、快手、快播等视频平台传播，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一地域的七夕节俗及牛郎织女传说的当代演绎。民间文艺除了形式上的自我更新外，内容上也是一样。从20世纪初期开始，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利用民间文艺传播现代革命思想，民间文艺中所包蕴的革命、激进要素被激发，如李大钊与乐亭翠荫堂影班掌班孙兆祥合作将《安重根刺伊藤博文》带入皮影戏，之后皮影戏的题材中就出现了“红色皮影”。民间歌谣更是如此，出现了革命歌谣这一门类，对此除了大量相关研究外，还成为很多区域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在笔者主持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北京·风物传说卷》，对搜集到的2235则传说文本整理时，发现民间文艺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由此，我们在推动民间文艺资源转化中，应该关注其流动、变异的特性，而不是执着于其“原生态”，同样也要充分观照民间文艺的自我调适能力，顺应其变异的内在动力，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在乡村建设中的能动作用。
民间文艺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张力
尽管民间文艺具有顺应时代变化的自我调适能力，但是民间文艺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就提出，乡村在吸纳外来文化中有着自主性，并非被动接纳。从乡村建设运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乡村文艺改造，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艺资源化及21世纪以来的非遗保护、美丽乡村建设等，我们看到乡村教育实验、戏剧实验、新秧歌、新说书、新民歌、新故事、农民画、民俗旅游中的苗族古歌、侗族大歌等舞台表演及当下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等，我们看到其受到外来力量建构的同时，也能感触到民间文艺的“自在”传承。
民间文艺因为区域、体裁等不同，在乡村建设的资源转化中会有显著差异。比如大都市周围的乡村与边远区域的村落，民间文艺助力乡村建设中的份额、功能就大不相同，正如早年间少数民族地区民俗表演极为盛行，而北京、上海周边的乡村则更多选择打造文化街区。20世纪80年代民俗旅游兴起之时，学界也努力推动民俗学与旅游的融合，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了牧区、农区、渔猎区、林区等类型的村落发展旅游要有不同的方向。但是直到当下，在民间文艺资源转化中，大多呈现模式化、类型化的样态。这不仅无法激活民间文艺，发挥其在乡村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反而会对民间文艺形成一种伤害，并将其误解为无益于经济发展的落后事象。民间文艺因为体裁不同，其对乡村建设、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亦不相同。如在口传叙事中，民间故事的生活性极强，大多讲述的是民众日常生活故事，比如家庭和睦、敬老爱幼等家庭伦理及村落人际交往中的机智人物等，所以其随时代变化较快，传统民间故事主角有可能变为革命时期的地下党人，或成为新时代村落模范等。神话由于其所讲述内容的神圣性、仪式性，虽然也会结合新媒介、时代特性发生变化，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山海经之再见怪兽》等，亦会结合各民族神话开发手游如《王者荣耀》《尼山萨满》等，但这些变化更多需要外来力量加入，故而极有可能不为文化承载者所接受，即无法回到原文化承载者群体或社区。
民间传说则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在对其开发、利用中，如果不尊重民间传说的这一特征，极可能适得其反。如北京通州张家湾一带流传着大量有关曹雪芹的传说，当地政府也希望能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促进首都副中心文化建设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它们就依托曹雪芹传说、《红楼梦》等建设“红学文化之乡”、张家湾博物馆等，旨在演述张家湾与曹雪芹、红学文化的内在关联。但如果忽略了传说的历史性更多表现在“文化真实”，一味去考证、追寻曹霑墓石真伪，或执着于曹霑生活轨迹的考证，反而不利于张家湾一带特色小镇建设。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中，民间文艺在介入其间时，曾出现过一些脱离村落民俗传统的文化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只能是短暂存在，随着艺术家、作家的离去，文艺作品也相应消失，并未在民众生活中留下痕迹。这一历史教训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戏剧实验中已经出现过。当下，我们应该以前人之鉴，在尊重民间文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优势，推动乡村振兴。
综上，在百年乡村建设发展中，不同时期对民间文艺的借鉴、利用、改造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应该在吸取经验、规避问题的基础上，让民间文艺在既顺应发展又保持其特性的基础上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作者：毛巧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20BZW190）、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学者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